沈荣钦发文分析，馆长在直播中并未否认李庆元所提的影片、录音及对话纪录，等于间接承认证据存在。在证据无法否认的情况下，馆长采用四种方式试图反驳：性爱影片存在于自己的手机，但手机放在办公室，其他人可接触。录音为「选择性公开」，仅曝光对对方有利的部分。对话有可能遭断章取义。事情多为10年前发生，细节难以记忆。沈荣钦指出，第四点刻意模糊焦点，因部分对话提及汪小菲、蔡董与赴中国等事件，显然为近期发生。
沈荣钦指出，馆长直播的核心策略并非先回应爆料内容，而是先描述李庆元等人「因为缺钱而勒索2000万」、以及「忘恩负义」等行为，借此替对方贴上负面标签。他分析「观众只要先接受馆长对李庆元的人设，就会在相同框架下解读爆料，对证据自然产生怀疑。」这种叙事技巧能有效强化情绪反应，使馆长粉丝更容易相信馆长的说法。
沈荣钦强调，若从逻辑层面检视，馆长直播内容存在多处矛盾，例如赴中国的理由、一会称为做生意，一会又称是和平大使；或是蛋卷店开幕目的，一下为「照顾兄弟」、一下又说与政治立场相关。他认为，这些矛盾会让具备较高理性判断能力的观众产生质疑。
沈荣钦表示，许多民众的观感并非建立在理性，而是受情绪影响。他解释，馆长长时间描述对方「无情、贪财」，就是意图激起观众情绪，使大脑的理性功能受到压制，进而提高说服力。最后指出，类似的说服模式也常见于政治人物，「只要能让支持者相信对方足够邪恶，自己的一切行为便会被视为微不足道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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