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台北地方法院判决书，刘妈妈与儿子住在松山区，儿子自婴儿时期就因脑膜炎引发小儿麻痺，瘫痪在床、领有极重度身心障碍证明至少 50 年，全靠母亲照料。判决书沉痛纪录，长年卧床的儿子「身形竟能与一般成年男子无异，衣著干净整洁，皮肤亦无褥疮」，可见母亲的悉心照料。
然而，112 年 4 月，刘妈妈确诊新冠肺炎，自身也因年迈、心脏有支架等痼疾，心力交瘁，绝望之下萌生杀意。 5 月 12 日上午，她趁外籍看护不在，将装有新台币 1 万元的红包袋塞入儿子口中，以口水巾摀住口鼻，再用事先购买的封箱胶带层层缠绕致死。辩护人提及老妇原本是想「谋为同死」，但受到惊吓才独活。
法庭审理时，法官面临刘妈妈自首减刑后仍至少 5 年徒刑的困境。一审合议庭认为，刘妈妈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负担，其犯行与「一般恣意剥夺他人生命者」无法等同视之，若科以最低刑度仍属「情轻法重而堪以悯恕之处」。法院因此依《刑法》第 59 条规定再酌减其刑，最终量处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。
法院在判决书末发出沉痛的「建请」。法官指出，从应报、一般预防及特别预防等刑罚目的而言，均无对被告执行宣告刑的必要。因为这类情况「恐怕已不是刑罚有办法去遏止或处理的情形，而是国家必须要有更多对照顾者的社会和心理支持」。
柯文哲透过脸书指出，这类长照悲歌都有痛苦的结局，老母亲在爱与绝望之间崩溃时，「我们看到的不是杀人罪，而是一位老母亲照护责任的沉重，以及台湾长照体系的缺口。」他质疑：「社会不能给予帮忙，现在还要惩罚这位母亲」他坚信司法唯一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，而非折磨老百姓，因此公开支持特赦刘妈妈。
台师大文学院长须文蔚也声援，表示这份判决书如同在冰冷的法条上淌下一滴温热的泪水，不再仅是法律文书，更是对一位母亲的人道悲悯。他指出，此案是 50 年沉重照护下，一个家庭的无声崩溃，已超个体负荷，成为社会必须正视的集体困境。须文蔚呼吁总统特赦，认为法官的建请是司法对行政权发出的「最温柔而沉痛的呼吁」，试图在法治与人性极限间，寻求一条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」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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