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国昌今在脸书发文先提及，分享六四罹难者的遗书，他指出「统治者手握特权，腐淫奢糜，花天酒地，荒淫作乐；高干子弟更是仗势横行，为非作歹⋯⋯社会的黑暗、不公平、统治者的污浊、人民的麻木冷漠，这一切，使我难以独善其身，只顾自己的小家庭，安心供奉你们（父母）。民未安，何敢忘忧，目未达，何敢自顾？」这段话，来自1989年6月5日，天安门广场遭到射杀的一位年轻人写给父母、在身亡后被发现的遗书。
黄国昌指出，在承载著对台湾未来政局仍有盼望者的期待与责任的此刻，若要仔细考证这封遗书100%的真实性，实已超出他的能力与精力范围之外。历史诠释的摇摆，往往是跟随著掌权者的意志、而不是无权者的意志，因此在这个日子，最重要的责任，是确保6月4日这个日子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压迫，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消失掉其真实性。
黄国昌表示，对于任何事物真实性的无法信任，是极权社会的悲哀。在极权政府的统治下，为了有效控制人民，政府需要发明一套完整的「为何党需要永续执政」的叙事。而相对地，对现况不满的年轻人、乃至对这些年轻人的身影有所记忆的后人，也需要延伸、发展出一套对抗极权的叙事。这个叙事，即便含有任何一点不确定的成份，它也必定具有无比真实的起源。
黄国昌认为，所有掌握权力的人都应该警惕「若有一天，他让他所应该团结、保守安宁的人民，失去了对任何话语的信任，那一天，就是证明他没有担起作为政治领袖基本责任的一天」。
黄国昌强调，在这一天，每个人因为他所面临的处境会需要不同的记忆，但如同这封遗书作者所深信的「历史将作出公正的判决」。在他21岁写下遗书的那个片刻，那「宁愿烧尽，不愿锈坏」的理想主义，值得所有人牢记在心。因为那也是对于未来总有可能被改变、失望中永远有希望的微光见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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